关键词：金融安全问题对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安全、高效、稳健运行，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起着难以估量的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金融业正面临着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特别一些风险隐患。由知名金融问题专家巴曙松等人不久前提供的《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对我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地下金融状况、资本管制效能等五个方面进行主观风险评估判定，认为中国金融体系总体风险状态是☆，即风险严重尚未失控，但可控程度面临挑战。对于经济开放日益加深、外贸依存度高达40％、引进国外投资排名世界第二的我国来说，发生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不言自明。因此，维护金融安全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就更为重要。
一、当前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开放的、新的金融体制既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又推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改革进程的稳步推进。当然，这对于规范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增强防范金融风险能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金融领域还潜伏着较大风险。
(一)银行的不良贷款，较低的资本充足率，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所在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中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以至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不断增加，目前银行已有和已剥离尚未处理的不良资产、证券和非证券资产损失、保险业的投资损失和利差损失等积累的数额巨大，很难消化。如果不是我国高储蓄率的支撑，金融的运行和平衡就难以为继。“高储蓄----高信贷----高投资----高增长”的机制，掩盖了我国金融业的高风险。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仍然偏高。虽然2003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了“双降”，但这是采用非常规手段如加大贷款量等来实现的。由于部分行业的盲目建设，防范新的不良贷款难度加大；部分银行损失类贷款增加、潜亏问题仍很严重；不良贷款的行业和地区集中度依然较高；风险准备金缺口依然较大；资本充足率仍然偏低；贷款五级分类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必须对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给予持续和充分的关注，不能因为现在不良资产比例有所降低就放松警惕。
资本充足率过低是我国银行的又一个“软肋”。由于近年来银行信贷超常规增长，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目前处于较低水平。按中国现行的计算标准，不考虑拨备等因素，也只有国有银行中的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中的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发银行、民生银行等的资本充足率基本达到了8％，其余银行，如国有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都未达到8％的要求。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充足率偏低，严重制约其抗风险和扩张的能力。资本金不足削弱了银行消化贷款损失的能力和偿付能力，而且有可能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
显见，高不良贷款比率、低资本充足率使得中国的银行系统异常脆弱，并且现有的银行业体制性问题所形成的高信贷风险还在不断产生新的不良资产。如果一个突发事件使得人们预期银行业特别是国有银行的资产流动性和偿债能力存在问题，银行挤兑就有可能发生。银行挤兑一旦发生，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导致社会动荡。尽管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银行系统脆弱的基本因素是存在的，潜在的威胁是现实的。
(二)金融监管理念落后，不适应金融实践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加强金融监管工作。2003年12月27日，为适应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立法机关通过特别立法程序，通过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下简称银监法)和关于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决定，从而为规范银行业金融监管行为，切实加强银行业金融企业的监管，提升银行业金融监管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和重要的法律保障。但是，金融业监管仍存在突出问题。
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但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法律手段比较缺乏，依法监管意识更是淡薄。监管体制仍未理顺，如银监会成立以来，与央行的职责分工并不是很明晰，影响其职能的充分发挥。根据当初的监管职能设计原则，银监会从央行独立出来负责金融风险监管，而央行只管货币指标，但这种功能的划分只是在字面上可以说清楚，在实践中却往往混淆在一起，甚至导致两者在多个问题上隐隐碰撞。
半年多来情况表明，央行似乎一直再用货币调节的方式行监管职能，这就不可避免地越权，进而使银监会与央行的职责不能明晰。比较突出的就是今年4月12日，央行宣布从4月25日起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0.5％，执行7.5％水平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冻结1100亿资金，同时从4月25日起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即对不同资质的银行进行“准备金区别管理”。央行解释此举目的是为了使金融机构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但是，如果央行仅自己觉得某家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不佳就提高该公司的准备金率，那事实上已经变相进入了风险监管领域，而这本是银监会的职责。
(三)金融改革和创新是把“双刃剑”，使我国金融业面临新的风险
金融改革和创新在给我国金融业带来金融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将使其在面临传统风险的同时面临新的风险。在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过程中，随着金融自由化、信用证券化及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各种信用形式得以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加。目前，我国金融业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任何金融改革和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创新的积极效应将大打折扣，甚至会产生较大风险。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真正建立，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健全，如果对金融创新管理不善，业务监督不力，不把金融改革和创新活动纳入法制和规范的框架中，也会使商业银行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新的更大的风险。
(四)金融领域内信用缺失现象仍十分严重
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赖以健康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然而我国仍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出现一定程度的滞后。到20O2年底，实现了人民银行中心数据库与专业银行中心数据库接口，但人民银行县支行与专业银行县支行接口还有待时日。由于不能实现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网，所以了解某企业的信用状况，还需实地考察或电话查询，没有充分发挥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应有作用。由于信用体系发育程度较低，社会“失信”问题较为严重，企业之间存在大量的债务拖欠、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案件大量增加。据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公布的资料，我国每年因逃逸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损失以及发现的腐败损失等，如果加上间接经济损失，则高达5855亿元，相当于全国年财政收入的37％，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减少两个百分点。
(五)地下金融的发展对金融安全构成的威胁日益增大
近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地下经济也随之日益壮大，进而带动地下金融的长足发展。国家外汇管理局曾经发布消息说，目前中国地下钱庄每年的洗钱规模为2000亿人民币，北京安邦信息集团将其进一步分解为，走私收入洗钱约为700亿，腐败收入洗钱约为300亿人民币，外资企业进行非法的利润转移1000亿。有些专家估计，在广东、福建和浙江这些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地下金融的间接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融资规模的1/3左右。
当前，我国地下金融的直接融资以私募基金为代表。目前，中国私募基金业作为庞大的灰色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保守估计其资金量在2000亿元左右。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在200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达到6500亿。据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前几年的一份统计，我国私募基金高达7000元。有人认为这个估计可能偏高。但不管怎样，中国地下金融的规模日益增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其对国家金融安全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
(六)金融领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
近十多年来，我国银行业连续不断发生了国际银行界所罕见的案件，如刘金宝案、王雪冰案、段晓兴案、朱小华案等。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表明：在过去的近10年中，中国被撤换的国有商业银行各级行长达数百人，所涉金额以百亿元计。而证券、保险等行业内也是不乏此类事例。金融官员的次第落马及其频频涉及的巨大金额，表明金融业成为腐败高发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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